回顾欧盟EU CBAM历次修正案的变化，碳排放核算逐步从直接排放（范围 1）向间接排放（范围 2）延申。但在信息披露要求上，不论是欧盟和英国的CBAM还是日本与韩国提出的碳足迹披露要求，都进一步将碳排放核算范围扩大到了价值链排放（范围 3）。
一方面，随着现代工业制造业产业链细分、拉长，对单一产业的规制很容易被产业链的调整所规避，在无法做到全行业/全产品覆盖的背景下，气候壁垒的排放核算方法逐步从直接排放向更宽泛的范围 2、范围 3 扩大将是必然选择。但另一方面，由于全球供应链高度复杂，对范围 3 排放的核算难度大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根据复杂的假设进行推断算，同时需要全球各国配合开展数据披露。
因此综合成本和可行性分析，范围 3 的排放核算难以大范围施行，而更可能聚焦于个别关键行业、重点产品。这也与美欧当前正在针对动力电池等电动车组件、可再生能源装备等产品施行的产业保 护政策相一致。在减排行为认定上，更倾向于接受直接减排而非“抵消”行为。对于通过购买碳配额的方式抵消碳排放的行为，CBAM 不认可其抵消了排 放量，而仅认可其成本的支出。
此外，对于用可再生电力替代传统电力的举措，CBAM也仅接受绿电采购证明（即直接使用率点），而不接受绿证（绿色电力可交易证书）。这与欧洲市场打击“漂绿”倾向一致。2024 年 1 月，欧洲议会发布《增强消费者绿色转型指令（ECGT）》，明确通过购买碳抵消的产品不可在宣传中使用“碳中和”“零碳”等字样。对减排行动的要求日趋严格，是全球产业链绿色化趋势中的一个内在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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